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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李党争”发生的时间及背景

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即进入了它由盛转衰的时期。唐肃宗后，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九个帝王的统治，国家形势混乱，边疆危机四伏。其间虽有唐顺宗领导的“永贞革新”（805年）以及短暂性的“元和中兴”（806——821年），力图扭转唐中期以来的积弊，但都是以失败告终。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基础的严重破坏唐朝前期的土地制度均田制、赋税制度租庸调制均遭到破坏。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三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之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三种势力同时制约着中晚唐时期的社会进程，在许多方面都影响重大。

发生在唐朝中后期的一场持续时间达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牛李党争”，综合了唐朝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因素，包括地域矛盾、士族之间的矛盾，甚至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矛盾等融为一端，互相倾轧，在晚唐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以科举举人。当时牛僧孺与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鲠讦，不避宰相。”为当时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不满。事后有人上疏指责李吉甫忌贤抑才，宪宗又于同年出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初步形成两派对立的形势。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中仅三人勉强及第，李宗闵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即以牛僧孺为首，李党即以李德裕为首。牛李党争，更加加重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这一时期，由于党争激烈，文士都相继依附两党，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就是在这场党争中郁郁不得志，并由此开始了他独特瑰丽的诗歌道路。

二、李商隐的生平及与牛、李党人的关系

   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837年）进士。李商隐作为晚唐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朦胧含蓄、扑朔迷离的独特风格而为后世称道。这样一个文坛上极富希望的明星，其一生却深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其最大的影响，从李商隐个人来说，“牛李党争”影响了他的仕途，使他官终幕府小职，先后做牛党中坚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西川节度使柳仲郢、桂管观察使郑亚的书记小官，一生寄人篱下；从他的诗歌来说，这样的“文章憎命达”使他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伤时婉转的诗风。

   《新唐书》卷二百零三记载，李商隐为“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楚善于锴，奖誉甚力，遂擢进士。又中拔萃，楚又奏为集贤校理。”可见，李商隐仕途始于牛党的令狐楚的知遇之恩。但是，他仕途的最重大的转折，却是因为依附了李党的王茂元，使得牛李两党均不重用他。“楚出，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除待御史。茂元为李德裕党，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而后令狐楚死，子令狐綯任宰相，“綯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谢绝殊不展分。”可见，李商隐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变化，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哀与才华。

三、“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诗风

李商隐在涉足牛李党争之前，在年轻时期习古文，读经义，以古文知名。但由于“以孤寒书生，与牛李两人均无关涉，其娶王茂元之女，或未尝思及党争门户之事，然以此为令狐綯所怨”，改变了自己宏大深邃的器识，在交织的矛盾中，用一弹三叹，风格唯美瑰丽的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愁苦。唐中期以后，诗歌再无继承盛唐的起色，而是转向浓郁哀婉，甚至有些带有晦涩难懂的的格调。苏雪林《唐诗概论》叙述李商隐的诗说“至于李商隐的晦涩，则无可解释内容却又总像影影绰绰蕴藏了许多东西似的，常会引起读者探索的好奇心。”这就是李商隐的风格之所在吧。

1、     牛李党争前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李商隐在显示出他深厚的古文功力及对政治敏锐的思考，于大和三年（829年）入令狐楚幕，“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遇之。”授其骈文。这一时期李商隐的诗歌多直接议论时事，显示出他对国计民生的思考和初出茅庐的胆识：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有感二首》其一）

这首诗是李商隐早期的代表作，隐指“甘露之变”，可以看出他对唐朝腐败的政局的抨击。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诗人就是面对这样风云变幻的局势，思考着未来所可能走的道路。

2、牛李党争中李商隐诗风的转变

在开成三年至会昌六年（838——846年），李商隐莫名其妙地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漩涡。由于深受牛党旧人令狐楚之子令狐綯的冷落，他利用诗歌来抒发，或表达一种对居于高位的旧人的复杂的心情。李商隐写给令狐綯的诗很多，以《寄令狐学士》为例：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东西。

赓歌太液翻黄鹄，从猎陈仓获碧鸡。

晓饮岂知金掌迥，夜吟应讶玉绳低。

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

  这首诗写于大中二年（848年），令狐綯拜考功郎中，受翰林学士。诗的第二联和第四联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 “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饱含渴望援引之情，李商隐写道天上仙乐绝非不让人听，而是“君门深九重”（苏轼语），不知何路可入！全诗设想绮丽，意象显得充满高华而最终卒章显志。身处“牛李党争”而常常无缘无故受到牵累的李商隐，只有依靠这样的方式，来半回忆，半希望地晋谒令狐綯。

关于他和令狐綯的交往，在二人友谊断裂后，李商隐也只是多显得无奈。缪钺评论道“李义山一往情深而心灵善感，对于人事，对于自然，莫不如是。”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寄令狐郎中》说：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此诗历来被人们视作李商隐在与旧友关系破裂后的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他幻想着归卧汉武帝茂陵的司马相如，难道自己会像他一样，默默终老此生，只在身后留下一纸《封禅书》吗？不，他仍然沉浸在与令狐父子良好关系的回忆中，希望自己这只南飞的乌鹊，可以找到栖身的枝头。但联想到自己的落寞，那种欲说还休、难以言尽的感慨就深深地体现出来。

在“牛李党争”的倾轧中，李商隐对国家有着深刻的思考，对造成唐朝中后期的政治混乱的因素均有所批判。以《安定城楼》为例：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

作为一个满腹才学在政治上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李商隐在朋党之争的影响下，仕途因此受限，从而不被国家重用，不能为国作一翻大事业的痛苦及忧思，使他横生出对牛李两党的极度不屑和厌恶。“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竞未休”，写的就是作者这种厌烦的情绪。这句诗引用了《庄子·秋水》的寓言。作者引用这个寓言，表明自己志向远大，并非留恋高官厚位，只想为自己的国家真心实意地做事，可是庸俗之辈却对禄位视为珍宝，争相打斗夺取，无休止地猜度别人和他们一样，从而利用手上的权力陷害忠良，谋取自认为有利的立场。这是作者受朋党之争的影响后，对牛党和李党的辛辣讽刺和嘲笑。

3、牛李党争与李商隐后期诗风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后，李商隐进入了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时期，宣宗时期李德裕被放逐，牛党执政给了李商隐更加严酷的迫害，他先后到桂州、徐州、梓州入幕府小官，大中十二年罢职回到郑州而病卒。这一时期他的一首《风雨》，则更鲜明的写出了作者的抑郁心境：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李商隐长期沉沦漂泊、寄迹幕府的他已经到了人生的穷途，作者一生，不也如唐初写《宝剑篇》而不见用于武则天的郭震一样吗？“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寄托了对郑亚、李回和令狐綯最后的希望。但是，李商隐不是消沉的，虽然只能以半盏枯酒，一解愁恨。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的激愤不平。长年漂泊，使李商隐的生命生命真正沉潜下来。

我想到另一位风格追随李商隐，也与李氏有着相似漂泊经历的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当他被谪戍时，写下了一篇《醉蓬莱》：

对朝云叆叇，暮雨霏微，乱峰相倚。巫峡高唐，锁楚宫朱翠。画戟移春，靓妆迎马，向一川都会。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  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里（一作重）烟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颊红深，麝脐香满，醉舞裀歌袂。杜宇声声（一作催人），催人（一作声声）到晓，不如归是。

黄庭坚的“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折射出一种不屈的精神。他与李商隐一样，把个人的愁苦看的淡然，他们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仍然保持潇洒俊逸的气度。所有的意气交愤都化为了动人的诗篇。

四、小结

作为晚唐政治漩涡中的一个诗人，李商隐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幸，他的仕途因为他轻微地变化而变得遥遥无期，使得他怀才不遇的思想强烈地控制着他的诗歌创作。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商隐这种深奥优美的诗风才得以更好的展现出来。有人论及李商隐的这段诗史，说道“李商隐终其一生也没有摆脱党争的阴影，这是一个有才能的文士在封建制度下终生辛苦辗转、沉沦不遇的悲剧。”李商隐的诗歌，或许就像他自己的那句诗一样“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吧。